沪港两地生: 精彩各不同

2017-06-28

撰稿|叶雪枫

雾蒙蒙的水汽笼在外滩的上空,为浦西的万国建筑群又平添了一份岁月沉积的厚重。近日上海入了梅雨季,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外滩5号大楼,原名日清大厦,由日资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与犹太商人共同出资,英国德和洋行设计,在1925年建成。抗战后的招商局、解放后的海运局、上世纪90年代的华夏银行都成为了它历史的一部分。独树一帜的日本近代西洋式外观,记录了它缔造者曾经的心志,如今也见证着商客往来、觥筹交错间的生生不息。

午后,我们来到大楼顶层的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Michelle Garnaut(下文简称“米歇尔”)新千年前就在上海开设的。我们2点半到的餐厅,米歇尔还未结束与两位导演朋友的洽谈——只闻其声,便觉生趣。后来,米歇尔笑言,40多年的餐厅生意让她认识了不少中、澳两地的朋友,其中也不乏名流,张国荣的姐姐便与她相熟。只是明星们来此,米歇尔很少自己接待,她并不想借机合影给餐厅打广告:“他们当然要付钱!”她大笑,“还应该付双份的……这可能也是我们餐厅至今明星络绎不绝的原因吧。”

端起精巧的咖啡杯四下张望,便能看到米氏偌大的阳台,天气虽不爽利,但我们还是为对岸赫然眼前的魔都天际线(陆家嘴建筑群)惊叹。为修缮当时已逾15年的内饰及空调、电线等设备,餐厅在2年前重新装修,西式的典雅与中式的细节处理巧妙结合,彰显着它雍容又不失轻快的色调。不一会儿,米歇尔出现在了我们的餐桌旁,她有些岁数,着装却与她的餐厅一般,色彩鲜明而不浓艳,一头金发,合着盈盈笑意的蓝绿色双眸:“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久!”

米歇尔十分健谈:“香港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但我在那儿的餐厅8年前就关门了。”由此拉开了她在沪、港两地的传奇故事。

在上世纪70年代,米歇尔教授经济和地理的老师们就告诉她,上海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并不了解,“Shanghai”(上海)这个词对小米歇尔来说没有具体的图景,但却充满了想象的空间。而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国家,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国度。于是,在中国逐步开放起来的80年代,怀揣着“去上海看一看”念头的米歇尔,为获得进入中国内地的签证,从澳大利亚的家乡远赴香港。

1984年,年轻的米歇尔第一次来到香港,人群熙熙攘攘、环境不敞亮,让她对那里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但她还是选择留下,成为了一名厨师,一干就是5年,也渐渐融入了那里:“你知道,作为外乡人到一个地方生活,可能是深深地扎根于此,也可能仅是暂居。面对那些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我会说那就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吧。”而米歇尔自己则对这里有着更深的羁绊,她称其为“Strong Connection”(强联系)——与香港的联系,也是未来与上海,乃至中国这个国家的联系。

1989年,她在香港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餐厅(M at the Fringe)。回忆起那家小小的,不过只有65个座位的小餐厅,米歇尔很是动容:“这家店开在一栋很漂亮的大楼里,装修构思巧妙。因为我们是最初几家定位界于正规与休闲之间,又有高性价比的餐厅,在当地还蛮有名的。”待2008年关门,米歇尔已经营了它近20年,以至于她对香港的食客颇为熟悉:“香港一直很富庶,人们也乐于在美食上消费。香港的食物很好,水平很高。”米歇尔注意到香港精致的美食风格与当地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很淳朴,嗓门蛮大。”她反复强调这几个形容词,以防我们的理解产生不必要的偏差,毕竟她“真的很热爱香港”。而如今,香港已成为了一座令其流连,无需以“工作”为重心的城市。

90年代,在香港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并游历新、马、泰、印尼等亚洲诸国后,米歇尔来到了上海。与她谈天,常会惊叹于她甚至比我们这些本地的年轻人更了解那个风起云涌的八九十年代。“1985年,我就来过上海,你很难想象当时和现在有多么不同。人们都穿着‘毛’式的衣服(Mao shirt)、军装。不过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上海依然有时尚的踪迹。”1996年,她从香港带来了她的厨师团队,成为了上海滩著名的和平饭店的主厨。“当时和平饭店的价格很高,平均五六千元一餐,而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她妈妈的工资不过每月400元。”也是那时,很多人鼓励她开始自己的餐厅计划。

“我那时每年都来上海,心心念念要买一个老建筑开餐厅,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但一直有这个想法。”1997年,她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开店的店面,但3年过后,动辄上亿元的天价、不断消耗的精力和在香港攒下的钱,竟使得她的计划毫无进展——“这是一段糟糕的经历”。就在她疲累不堪、准备放弃时,一位朋友传来消息:“我知道外滩有一个店面,你可以考虑一下。”而那时外滩只有外地游客会光顾,门可罗雀,毫无生气,米歇尔很犹豫,但另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态度:浦东即将建成一个新的机场。一幅崭新的画面一下子在她眼前展开,上海的中心会从曾经的法租界转移到未来的金融中心陆家嘴,而比邻的外滩无疑前景光明。于是,就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1999年的1月,这个备受周遭质疑的“不会中文的外国女人”,在外滩5号风风火火第一次打开了她米氏西餐厅的大门——就像80年代香港的餐厅开业时,她不会预料到10多年后的“回归”,那一刻的她也很难料想到,她上海餐厅阳台前的景致会发生如此的剧变——20年后的今天,她已“悠然见南山”。

米歇尔说,管理一个有100多人工作的餐厅十分不易,有太多细节要关注。餐厅里最著名的菜色是“帕夫洛娃”(Pavlova,名字来自一位俄罗斯著名的芭蕾舞者安娜·帕夫洛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认为自己才是它的“原产地”。“在我们那儿,小朋友的生日常会吃它,其实不怎么‘上台面’。但我的生意伙伴一再坚持把它放在菜单上。”于是,米歇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研制”了一款相对精致的帕夫洛娃——由蛋白饼底、奶油、新鲜水果做成的口感丰富(甜、酸、脆、软)、质地绵密的甜点。谁知,这道菜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再也没有从菜单上撤下来。“这是仅有的一道我们从香港开业以来在每一家餐厅都会长期供应的菜色。”米歇尔笑着说:“以后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上一句,‘她使帕夫洛娃走向世界’。”

米歇尔回忆:在上海刚开业那会儿,“高架还未完全建好,好像只到西藏路吧,所以开车过来并不容易。”店里有络绎不绝的外国客人,也偶有上海客人到访。“他们开车过来,问我有6人桌吗?我问他们是否有预约,店里已经满座。他们对此十分不理解。”当时的上海还存着“未开化”的气息,哪里遇到过饭店满座的状况?亦不知“预约”为何?

米歇尔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店里刚刚开门迎客,来了名本地大款,直接略过迎宾的服务生,冲入大厅,甩着大幅度的手势,嘴里大声嘟哝着:“来来!来来!”神情傲慢。说起如今店里的客人,米歇尔又做了个比较:“本地的客人不太会跟你直接抱怨,不满意就不会再光顾。但若是外国人,尤其美国人,十分生气时便会好好与你理论一番。”

被问及沪、港两地有什么区别时,米歇尔沉吟了片刻,随后她用了一些颇为“精准”的字眼加以形容:香港有活力、节奏快、激动人心,有一种自然美。香港人待人友善,但或因她外国人的身份,很难和她成为亲近的朋友,“这可能与他们的殖民历史有关”。而上海迷人、有神秘感,也很忙碌,是一座精致、时尚的都市。“很多人说北京最‘中国’,很有文化底蕴,但我觉得上海也有十分有趣的文化。”

她评价上海人颇有些“势利”,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生活中待人平易,很容易成为朋友。她坦言,其实两座城市有许多相像的地方,都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十分国际化,并且对外国人而言,这两座城市都足够“友好”,很难说她更热爱哪一座:“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上海、香港完全可以并存。”

我们询问她如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也好奇她未来的打算。米歇尔定了定神:“我的成功一部分是幸运,但更多是努力。”14岁时,她在家乡婚宴的厨房里帮工,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40年。在上海的餐厅即将迎来20周年之际,她对餐饮业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如既往、性价比高、保证品质,是她秉承的理念。她说自己不再年轻,比起“赚钱”,会更多思考“商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如今,她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社会公益上,也十分关心年轻人:“上海的年轻人很乐观,觉得自己可以做各种尝试,而现下,香港的年轻人则相对悲观,这让我有些失望,希望香港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恰巧在一周前,笔者有幸与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做了深入交流——就读于南洋中学六年级的柯智乐。南洋中学历史悠久,多名在港校友出资为母校设立奖学金。该校与香港的往来交流活动不断,今年4月,姐妹校香港中华基金中学的师生就曾到访。小柯同学的父母分别来自香港和上海,他本人是香港籍,但长期在上海求学,一家人的生活重心也在这里。他们深深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依赖于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而规避拥堵的地面交通,习惯了颇为“艰深”的内地基础教育,笑言他们爱去的路边摊因城市整治关门了;当然,他们也会在假期返港探望小柯的爷爷奶奶,为出生不久的二儿子从香港购置奶粉。小柯同学并没有明确回答笔者未来有何打算,“我想过好多次,但还没想出来”——只是于他而言,未来应该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在与米歇尔的交流中,她与我们说起一个小段子:“SAR”是特别行政区的英文首字母缩写(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而每每有人问她香港回归中国后,有什么变化时,她也常会回答“SAR”——“雨后如故”(Same After Rain,缩写也是SAR)。

依稀记得,20年前,中英交接的那个7月,香港也下着迷蒙的雨。雨后的大都会似一切照旧,但细雨润物,大地也会更加坚实。